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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一度的政府审计报告在全社会掀起了反腐败的热潮。不少人在对审计机关工作击节赞赏的同时，也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建议。譬如，有人认为国家审计署应当升格，成为直属于全国人大的廉政公署。还有人认为，审计署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可以比其他国务院部委级别高一些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各种阻力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。
应当说，这些建议的出发点都是好的，但非常遗憾地带有官本位思想的烙印。在中国，如果重视一个人，就一定会对他封官许愿；如果重视一个单位，就一定要将单位升格。在人治社会，这样的做法未尝不可，但是，在法治社会，这样做的结果，可能会忽视制度的重要性，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少数更高级别的官员身上。
其实，在中国最需要解决的不是审计署升格的问题，而是如何将权力交给人民的问题。在审计署披露出来的大量案件中，有的违法行为存续长达数年，有的在当地早已引起了公众的不满，但是，这些案件为什么没有引起中央高度关注呢?道理很简单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，中央政府不可能顾及到各个地方所有的领域。那些在当地早已民怨沸腾的项目，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，就是因为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，天高皇帝远，只要能够千方百计蒙上钦差大臣的眼睛。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正是这种对上不对下的行政治理模式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。所以，在解决审计署披露出来的问题时，不是要加强中央的权力，而是要进一步落实宪法的精神，将权力更好地交还给人民。可以设想，如果一些地方政府为当地老百姓负责，而不是为上面负责，那么，一些形象工程、豆腐渣工程、烂尾工程就不会出现。因为当地老百姓时时刻刻紧盯着他们。
坦率地说，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反复出现如此多的违法乱纪现象，是因为我国行政体制“扁平化”不够造成的。每到经济调整的重要时刻，中央总是强调自己的权威。从统筹发展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管理模式并没有错误。但是，现代行政理论告诉我们，如果缺乏充分的信息传递途径，上下之间不能有效地沟通，特别是公众的愿望不能及时地化为地方政府的正确决策，那么出现腐败是必然的。因为，在一个不透明的社会，地方官员的欺上瞒下就成为他们为官的习惯性选择。解决这些问题，不能靠钦差大臣式的审计，也不能靠某些中央官员的微服私访，更不能靠某些新闻媒体的暗中访问拍摄，而应该依靠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监督。假如当地老百姓有官员的罢免权，假如当地的老百姓能够真正地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，那么许多好大喜功的项目，就不可能出现了。因为没有任何人比当地的老百姓更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了。当地方官员恣意挥霍他们财富的时候，他们会利用一切合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。所以，在审计的背后不是行政权力的重新分配，而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到行政事务的决策中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。
在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，我们多次听到权威主义的声音。在一些学者看来，中国转型期，上层建筑、生产关系经常性地处在变化之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，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中央政府领导人。从操作的层面来看，在一定时期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把特殊时期的特殊制度安排当作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常态，或者习惯于用人治的方式治理国家，那么，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现代化。现在是需要我们改变发展观念的时候了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制度安排，切实地把执政为民的口号转化为科学的行政管理体制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转型期行政管理的成本。
审计署在揭露腐败方面功莫大焉。但是，审计署纵然有三头六臂，也只能在一年做一次审计报告，只有依靠各地的老百姓，随时随地的监督政府的行为，腐败现象才会不断减少。那种寄希望于清官政治或者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，可能无助于彻底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不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，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中，即使将审计署升格为更高的级别，仍然无法防止各类腐败案件发生。简单地说，公众的普遍参与才是反腐败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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